（原文摘自：中国高教改革与发展信息网  原文约4200字 有删节）

教育部要求高校开设语文课

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目前已经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

教育界一些专家提出的在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的建议正在得到响应。据了解，近年来，不少高校如华中科技大学，已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语文”在高校课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大学语文在高校的“复兴”，使这一课程的师资、教材方面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据了解，之前，一些学校的大学语文正处于没落阶段，有的学校从原有的一学年100多节课缩减到停开此课程，有的学校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萎缩很厉害，从20多人缩减到不足5人，有些学校甚至安排研究生来上课。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材也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

      （摘自：北京晨报2007年5月10日原文1462字 有删节）

理论观点

高校要规避“三个风险” 构筑可持续发展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就。但是，由于这一转变进展迅速，致使我们对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观念更新、制度配套、机制改革以及办学思路等都相对滞后，特别是对现代大学面临的各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认识不足，对许多问题还在不断地探索之中。
　　由于缺乏对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准确把握，就可能出现高校办学过程中不规范和不协调的现象，最后就可能酿成高校办学的风险，甚至带来办学的危机。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加强管理，着力协调好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关系。树立风险意识，有效规避风险，构筑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是高校自身强化管理、提高质量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一、规避办学风险 ，保障学生权益，维护学校声誉
　　近年来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不少高校由此误将扩大规模作为办学目标，盲目追求学生数量的增长。有的高校甚至违反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采取一些非法手段，违规录取学生，使学生在校期间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毕业时不能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给学生和学校都带来极大的损害。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张，造成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之间的严重失衡，会对高校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变，是指毛入学率提高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增加，而不是指高等教育质量可以降到“大众化”的水平。

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冷静地分析和估计自身真实的办学能力、可供利用的教学资源和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培养规模和结构，办学规模上的这些调整，为办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奠定基础。　

二、规避财务风险，提高风险意识，完善制度约束
　　财务管理是高校发展的基础体系，财务管理风险是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规避的风险之一。学校应给予高度关注，投入精力，理顺学校财务体系，改革财务管理制度，提高财务效率，保障财务运作规范，要进一步强化学校年度财政预算和经济责任制，坚持重大资金安排集体研究决策，同时加强经济审计和财务监管，有效规避风险。

　　三、规避产业风险，理顺产权关系，服务教学科研
　　学校产业改革方向要按照“理顺关系、规范管理、促进发展、服务教学科研”的发展思路，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理顺产权关系为纽带，以规范股权管理为核心，促进了学校教学、科研和产业的相互协调发展。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建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对经营性资产进行管理和资本运营，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规避学校在经营中的市场风险；通过控股、参股、股权转让等资本运营方式，实现学校高新技术企业投入资产的合理流动与变现，同时构建对企业再投入体系，利用学校参股企业的股权转让收入，解决产业发展资金再投入困难的问题，努力将学校科技产业做强、做大，全面提高学校相关学科的综合技术创新能力。

（摘自：2007年4月20日《中国教育报》作者：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 原文3210字有删节）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制度创新是关键

从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训，每当移植的制度失败后，我们不是去反思自己用得恰当与否，而是怪罪于所移植的那个制度，于是改换门庭，另选制度再行移植，正是这种做法，才使我们至今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差距。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早己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话题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第二，中国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第三，如何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分析，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尽管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意见已逐渐集中了起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认识基本上统一为从九个方面来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高；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高；科研经费充裕，研究力量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办学理念明确；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学生素质一流，师生比例恰当；学科水平高，门类较为齐全；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大；经费投入巨大，办学设施优良。对于第二个问题，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其原因是在中国现有的大学中，学科领域没有一流的师资，也没有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在教学领域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对于第三个问题，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先生提出主要从五个方面加强建设，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基础条件。尽管不同的大学建设的内容不同，这五个方面还是基本一致的。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凝聚了实践者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无疑是正确的。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而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我们当代大学的追求。但在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是否遵循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发展规律，还存在哪些差距，我们可以从俾斯麦在对中、日19世纪下半叶向西方学习时的远见中得到启示。
　　俾斯麦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1862年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在任期间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他在评论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时，有一段可谓精到的分析，他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俾斯麦通过观察中、日两国在向西方学习时中国重坚船利炮之“用”，日本重制度之根本改造的不同，就判定了中国必败。事实上，甲午海战中中国败给了日本也证实了这一预言。借用俾斯麦从“体”和“用”的角度对中国与日本的不同做法的观察，可以发现我们的大学在向国外学习过程中的差距。
　　其实，大学也有“体”、“用”之分，大学之“体”乃指大学之精神、大学之制度；大学之“用”，乃指大学之功能，大学之成果等。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制度，而不是只关注世界一流大学有多少个学科，其学科是综合还是不综合；只关注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等。从我们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问题的回答来看，我们注重“用”的多，而注重“体”的少。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在谈到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排名时指出，我们在“衡量一个学术机构的优劣时，论文引用率和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只占考虑因素的很小一部分，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为著名大学的高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有明显、突出的个性，很难让人用一种普通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排序”。这说明国外大学，甚至是我们心中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认同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一种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没有抓住大学的共同点，没有抓住一流大学之间的“各不相同”、和“明显、突出的个性”，更没有抓住大学的本质特征。这种认识只会使我们深入不到大学的本质，看不到国外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而只是从形式上来定义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看来，实在是有点舍本求末了。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认为，西洋之大学精神源于希腊之个人哲学之“一己之修明”，而中国之大学精神源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两相比较如出一辙，而中国更优，今日大学之精神始终未能超越古代，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者。从这里我们可读出，大学之精神古今中外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在于制度之变化。好的制度可以吸引并造就人才、创造财富、提高效益；不恰当的制度可以埋没人才、浪费资源、滋生腐败。尽管我们的大学制度也是移植于西方，但并没有与中国的文化完全融合，只是从技术层面对制度进行移植。这无疑是一种省力的做法，却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训，就是每当移植的制度失败后，我们不是去反思自己用得恰当与否，而是怪罪于所移植的那个制度，于是改换门庭，另选制度再行移植。一时学欧，一时学苏，一时学美。正是这种做法，才使我们至今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很大差距。
　　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关键：一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优秀文化，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大学制度的创新不根植于中国文化，都会脱离中国大学的实际。二是要以理念创新为前提。制度是联系理念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在大学理念讨论清楚后，大学制度创新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三是要以实践为支撑，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能把一个合适的大学理念变成现实，将遇到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处理不好会与我们办学理念的要求南辕北辙。同时，制度创新还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只有在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中，将那些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文化的大学制度创新出来，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信息网 原文2285字有删节）

大学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一、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什么很重要？

1、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

2、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我国科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率都不高。

3、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我们科学论文的水平不高以及科研成果国际获奖情况不好。

由此可见，培育创新型人才不是应景之需而确实是我国大学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我们的大学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吗？

据统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的总数已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1位和第2位，研究和发展总经费也居世界第6位，可是创新综合指数在世界上排名第28位，属中等偏下的水平。我们要强调一个事实：所有的研发人员都是大学教育的产物。国家科技水平的不高，很大程度是大学的研究水平不高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足的结果。目前很多大学有扩大招生规模的激情，但缺乏注重教育和教学质量的理性；现在的大学热衷于招生但不一定注重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也就不一定就会花力气培养好人才。

2005年，钱学森在病榻上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数学大师丘成桐教授对中国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中国高校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否则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三、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创新型人才？

1、明确的创新型人才培育目标

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我们必须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然而当前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我们缺少对创新型人才素质的要求。

2.科学的培养模式。

育人环境决定育人质量。培养模式主要含三个要素：教学制度、教学模式和人文环境。

（1）教学制度及其改进。教学制度既关系到学习主体“学的规定”，又关系到教学主体“教的要求”。

（2）教学模式及其改进。教学模式包括静态的教学内容和动态的教学方法。

（3）人文环境及其营造。把人文环境纳入培养模式加以强调，其理由是：大学教育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大学创设的教育环境。

其一，重视“追求科学、崇尚真理”和“对国家负责”的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文化的营造。

其二，重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学生的包容文化的营造。

其三，重视培育大学竞争意识和学生想象力的文化营造。

3.优秀教师队伍的建设。大学教育的本质是人才培养活动，为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构成大学不可或缺的两类性质和任务均有所不同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师是教授的主体，离开其一大学都不能再称之为大学。因此，大学的优秀，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优秀；另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优秀。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12期 原文约12000字 有删节）

教育盘点

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盘点

[按语] 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预警作用”的大事。这些事件传递着一条重要的信息：2006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行重大调整的一年，其核心和焦点是提高教育质量。

1、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放缓，重心转向质量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始于1999年，历经了7年到今天，普通高校数由1998年的1071所，发展到2005年的1972所，年均增长7.63％；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从159.68万增加到504.06万，年均增长17.86％；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由413.42万上升到1561.78万，年均增长20.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002年的15％、2005年的21％，高等教育按计划提前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矛盾日益突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两大难题，也可以说是现在我国高等学校面临的双重压力。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大幅规模扩张到规模扩张放缓和提高教育质量，既是一项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视野的决策，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高校自主招生有新突破，全面推广依然任重道远

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自主招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以高考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招生制度，被誉为“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

客观的说，复旦大学自主招生的全过程是规范的科学的，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值得借鉴和推广。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主招生是最合理的，可以完全替代统一的高考制度。因此，企图用一种制度完全替代另一种制度是不理智和不可取的，明智的选择是将它们都纳入高考招生制度体系，让它们在高考招生中相互补充、彼此协同发挥作用。

3、研究生招生尝试改革，效果如何尚待实践检验

2006年，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一是改革推荐免试生制度，在测评体系中更加强调创新能力，特殊人才经过严格程序可不排大队，并扩大比例，实行公开监督。二是科学设定初试科目及内容，更加兼顾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人才培养的特点和需要，使业务课考试范围适度拓宽，不再简单地对照一两门本科课程，从而减少应试的几率，同时初试不再侧重考查专业素质，而是重在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考查。三是深化复试改革，进一步在复试中强调“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四是在招生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坚持把能力考核放在突出位置，在研究生招生复试中，专业考试内容突出考查学生的专业素质、发展潜力、创新精神和能力，考查的范围不仅是专业素质，而且包括文化素养、思想品德，考试的形式根据学科特点更加多样化，如笔试、面试、实验、心理测试等。在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部分学科，率先进行入学统一考试的学科包括教育学、历史学、医学。

从整体上看，强调在研究生招生中突出学生的专业素质、发展潜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和人才培育需要的，但将教育学、历史学、医学3个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所有的科目都纳入统考，在理论上还难以找到依据，其实践效果如何，还有待于时间来检验。

4、高等教育重心下移，高职教育成为发展重点

高职教育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个亮点。无论是《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的下达，还是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都表明高职教育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3个5％”政策的提出，虽然只是对“专升本”、“中职升高职”和“五连专”规模的限制，但它反映了教育部门对我国高校结构和分类进行治理的构想，尤其是对高职教育发展方面的控制和引导。“建设计划”的出台，虽然100所示范院校在数量上还不到现有高职院校的1/10，5年20亿元的总拨款（平均每所示范院校每年400万元）无论在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上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它却有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

5、毕业生就业问题日渐凸显，寻求解决之道迫在眉睫

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人。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2006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

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窘境，众多媒体和社会人士将其“源头”归结为高校扩招，认为是高等教育大幅扩招造成了今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我们不否定高校扩招与就业困难有一定的关系，但坚决反对将扩招视为造成就业窘境的“源头”，因为这无异于说“高等教育制造了就业困难和就业矛盾”。

我们认为，走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关键在于协调社会或政府、学校与学生三者的关系，主要路径在于提升就业吸纳能力、实施创业教育与促进高等教育通向基层和农村。

6、国家严加管理民办高校，民办教育制度环境日趋优化

2006年，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尤其令社会关注的是一大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被终止办学、撤销或限期整改。仅陕西省就有9所民办高校因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而被撤销。这就需要用立法来推动民办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用立法来巩固民办高等教育改革业已取得的成果，用立法来指导民办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用立法来确定民办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表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在逐步优化，依法管理日趋成熟。

7、国家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

2006年下半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在官方网站上正式挂出了“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相关机构研究生培育项目指南”及“与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这标志着我国公派留学政策在选拔对象、选拔规模、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跨越性的调整。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项目的实质性支持与推动，彰显了我国政府加强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决心。

8、高等学校高额贷款，规避风险路径何在

各地所属普通高校2004年底前贷款情况

由于贷款额度太大，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存在着巨大的贷款风险。贷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善，将会给贷款资金的偿还带来很大困难。解决高校贷款管理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理顺政府、银行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相互独立、互相制约的贷前审查、贷中监督、贷后跟踪的科学的贷款管理体制。

9、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联姻，高校融资渠道日益拓宽

美国哈佛大学基金会进入中国股市和“新东方”在美国上市，是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件大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件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其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新东方”首先在国外上市而不是在国内，而美国大学基金会的上市途径则恰恰相反，走的是由内至外的路径；二是美国大学基金会进入中国股市和“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其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和推广。

10、港澳到内地招生逐年增多，文化交流的思维框架在演变

2006年，香港8所高校在内地招生1500人，考生反应更加踊跃，投档分数线升高，报名人数暴涨。录取比例从1：33降至1：48，各大学还增加了面试环节，高考招生已远远超过或赶上硕士生、博士生招生或者大公司录取。

针对港澳高校内地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的问题，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①北京师范大学的赖德胜教授认为，香港比内地更外国化，而较外国却更中国化，香港可以说是中外之间的一个平滑的过渡。②香港高校校方则毫不讳言，称内地拥有雄厚的学生生源，市场庞大，为香港吸纳优秀人才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③港澳与内地彼此之间相互招生，双方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地域与文化优势，充分利用香港的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内地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原文约23460字 有删节）

报送：各书记、校长、工会主席、校长助理、两办主任；       

主编：周奔波        审稿：刘子实       校对：姜美英       

印数：15份                             2007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