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

　　（一）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三大支柱”

教育质量不只是教育过程的终端问题，更折射出教育投入、治理因素及与环境的结构性关系。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的“中东政策中心”2011年发布了一份针对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调查报告。在总结了海湾、北非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该报告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三大支柱”（building blocks）：

（1）教育过程的投入。包括招收合乎大学学习要求的学生；聘用高质量的师资及相应的激励、培训制度；开设培养学生基本素养（语言、数学、科学、批判性思维等）的课程；更多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等。

（2）体制因素。涉及一系列政策和治理问题，如引入第三方的院校和课程认证机制；院校拥有在学生录取、教师聘用、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以便对市场和社会变化做出快速和创新性的反应；通过信息透明化和问责工具，监督改革目标的实现。

（3）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包括大学与当地、本国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对于本国发展目标的贡献；办学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企业、校友等）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等。

对照这样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阿拉伯世界还面临诸多挑战。该地区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和认证体制，尚不能保证本国公、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和公平。虽然在2007年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网络”，但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很有限。政府控制下的拖沓的官僚体制左右着院校的课程设计、新学位项目审批、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的“游戏规则”。院校领导主要由政府任命，他们只对国家主管部门而不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作为政府与院校之间“缓冲器”的质量认证机构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在招生环节，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学生申请志愿不是提交给相关院校，而是交由政府部门来做决定。毕业后，许多年轻人更希望在政府部门就职，而不是到私营部门工作或自主创业。职业院校运作不良，成为接纳那些别无去处的学生的“垃圾倾倒场”（dumping grounds）。解决凡此种种的问题，有赖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特别是独立运作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的建立——它能预防政府部门重点关切的经常性变化，不损及院校的战略目标及精英治校、开放、追求卓越的大学理念。

　　（二）学生入学质量

提高学生的入学质量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但如今在美国高校有约一半入学者未能取得大学文凭；低收入阶层和少数族裔的大学生的中途辍学比例更高。辍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入学的学术准备不够。根据2009年“国家教育进步评价系统”（NAEP）的统计，只有26％的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成绩达到“熟练”及以上程度；而阅读成绩达到“熟练”程度的比例是38％。尽管如此，还是有2/3的高中生进入了大学，这给大学教育质量提升埋下了“忧患之根”。

对于实行开放入学政策的大学而言，学生入学后需要通过学术分级考试（placement tests），以检验他们是否已经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没有通过分级考试的学生，需要修读补习或发展性课程（remedial or developmental courses）。过去十多年里，参加补习课程的学生比例持续攀升。据估计，目前约1/3的美国大学新生修读了英语或数学补习课程，有些院校这一数字达到60％~70％。参加补习课程延长了学生修读大学课程的时间，增加了学生、学校和政府的成本。另一方面，高投入的补习课程对于学生后续学业成功的作用却并不显著。有研究显示，修读了至少一门补习课程的二年制和四年制学生，在8.5年内取得学位或证书的比例分别为28％和52％，而非补习课程的学生这一比例分别为43％和78％。

针对美国大学新生的质量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下属“汉密尔顿计划”及其他研究中心的学者，从联邦、州、高校、基础教育等层面提出了一系列行动建议：

（1）提高补习课程前学生分级考试的质量，更有效地测量学生的大学入学准备水平。学生可能因为考试程序不当，而被不恰当地编入补习班，或被不恰当地允许直接开始大学课程。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将分级考试成绩和新生在高中阶段的成绩、中学修读的课程等信息结合起来考察。

（2）提高补习教育的服务质量。通过信息技术、学习支持服务、新的教学方法，提高补习教育的效率。这方面，一些州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将基本技能习得与正式的大学课程整合起来；通过信息技术更好地发现学生的学习需求等。

（3）减少对补习教育的需要。一些州正鼓励学生在高中期间就参加大学预备考试，这样他们既可以提前利用考试成绩选择大学专业，又可以避免补习。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课程衔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为上大学做准备。

（4）完善资助政策。美国每年向大学生提供1360亿美元的联邦资助，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以退税、贷款等形式）流向了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而投向低收入学生的资助通常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学费，因此难以帮助这些学生取得学业进步和成功。有必要向低收入阶层学生提供更大份额的资助，并以学生持续取得好成绩并获得学位，作为他们获得资助的条件。

　　（三）学业成就测量

改进学业成果的测量手段（特别在课程层次），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途径之一。传统的以学分、平均绩点（GPA）或学生满意度评价教学质量的评价制度，导致了诸多“反教学质量”的弊端（如学分贬值、教学质量标准不一致）。在在线课程不断发展的今天，以学生听课时间（seat time）为标准的传统做法已不合时宜。高校应该致力于开发基于能力（competency-based）的教育评价方法，帮助学生更快捷、高效地取得学位，同时帮助雇主更好地评价潜在雇员的素质。

为了对相同课程的学生成绩进行横向比较，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建议，由学系内部教师开发共同的基础导论课的期末考题，以替代原先各任课教师各自命题的方式；同时辅之以同一门课程开始和结束阶段的前后测试对比，以对比学生在一个学期中的学业成长情况。研究者认为，开发“共同期末考题”（common finals）对于测量那些一门由不同老师共同完成的课程特别有价值，它可以帮助分析不同背景教师与学生知识掌握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为开发和评价相关的网络课程提供参考。

不难发现，布鲁金斯学会关注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不是针对如何培养卓越人才，而是强调质量的“底线保障”，即强调学生起点的质量、对学生学习的激励和学习成效评估手段的改革。概括而言，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对策包括：①完善大学录取标准，以改善大学的人才培养效率；②提高补习教育的质量；③提高学生资助政策的针对性，将资助与学生学业成功联系起来；④学生评价强调考察实际进步而非学习时间的长短。

　　三、高等教育能促进社会流动吗？

人生不同阶段的境遇可能影响个体的代际地位变化。家庭出身如何，接受怎样的基础教育，上什么样的大学，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获得什么样的婚姻，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等，这些都会影响个人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迁。虽然难以简单判定教育因素在个人社会流动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获得大学学位是低收入阶层的孩子改善自身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效途径（虽然这样的机会与那些富裕阶层孩子相比依然较少），高等教育依然是推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杠杆。根据“皮尤经济流动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2012年的一项调查，处于20％最低收入阶层、未获得本科学历的孩子，毕业后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47％，高于这一阶层的、取得本科学历却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10％），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改善低社会阶层人群的地位有较显著的作用。

低收入者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前提是：他们必须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同时他们必须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但与富裕阶层相比，这部分人群的入学机会和坚持完成学业的比例并不高。“汉密尔顿计划”的一份报告认为，虽然不同收入阶层孩子幼年的初始能力水平相似，但高收入家庭向孩子提供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机会更多，导致后续一系列教育成就差异。在入学机会方面，1970年美国收入最低的1/4阶层学生的上大学机会，比收入最高1/4阶层者低36个百分点；到2012年，这一差距依然不变。在大学教育的完成率（到24岁取得本科学历）方面，1970年收入最低1/4阶层学生比收入最高1/4阶层学生低33个百分点；而到了2013年，这一差距剧增到78个百分点。数据分析显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富裕阶层学生的大学教育完成率大大提高了。

类似地，根据“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一项对高中二年级学生从2002至2012年的跟踪调查，收入最低20％阶层学生在10年内获得本科文凭的比例为14.5％；而收入最高20％社会阶层学生的这一比例为61％。即使对于那些进入社区学院的低收入阶层学生而言，也有一半以上未能在6年之内毕业或转入4年制的大学。

大量研究表明，教育成就具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要真正让高等教育发挥促进社会流动功能，必须确保学生的入学准备质量并获得持续成功。从长远看，入学准备和进入大学后获得成功的机会，有赖于基础教育质量的持续改善，同时需要设法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从短期看，需要向广大家庭及学生提供更多教育选择，包括向具备学术能力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财政资助；强调学生兴趣、能力与院校课程匹配的重要性；向那些处于辍学边缘或被债务所累的学生提供岗位导向和技术培训的机会。

顶尖大学的数量和入学机会总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向社会不利人群提供更多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一是建立可以逐级累积的职业证书项目的通道，让低收入阶层学生有机会不断提升职业培训的资历；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通过在线学习和基于能力（而非学习时间长短）的评价技术，大大降低教育成本。

在社会学家看来，代际流动可以分“绝对流动”（个人经济状况好于其父母亲在相同年龄的水平）和“相对流动”（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群达到特定阶层的机会）两种类型。如果不同阶层的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个人收入都是其父母当年水平的两倍，那么子女在收入阶层的地位与其父母当年一样，社会阶层差距依然未变。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通常呈现代际继承和所谓的“机会阻隔”（opportunity hoarding）现象。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儿童与家庭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里夫斯（R.V. Reeves）认为，虽然政治家们希望“没有痛苦地”实现社会流动，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相对流动”是零和游戏——向低收入阶层开放更多的机会，通常意味着向富裕阶层学生关闭更多的机会；在择优录取的原则下，社会富裕阶层必须作出牺牲。政府和院校须出台具体的对策，如：政府向那些招收更多低收入阶层学生、并且确保他们毕业的院校提供额外的补助。减少精英大学对校友子女招生中的特殊照顾政策（如哈佛大学本科新生的平均录取率约为6％，而哈佛校友生源的录取比例达30％）。向低收入大学生提供更多带薪实习的机会。实习机会对于学生生涯发展至关重要，很多无薪实习岗位对富裕家庭的学生影响不大，却拒绝了那些希望通过实习谋生的低收入学生。政府需要出台关于实习最低报酬的法规，同时，确保公司或政府部门能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提供实习机会。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超越教育的影响力

美国一直是国际学生主要的留学目的地。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赴美留学的学生数量也在激增。从2001年至2012年，持有F-1鉴证的留学美国的学生数量从11万人增加到52万4千人，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印度、韩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大都市。留美学生大多选择高校集中的都市地区，2008—2012年，留学生为这些城市贡献了218亿美元的学费和128亿美元的其他开支；2／3的留美学生攻读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硕士以上的学位；45％的留美研究生在毕业后延长了签证期限，以便留在学校所在城市继续工作。

留学生对于他们所就读大学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同，但关于他们对留学目的城市和各自家乡之间经济联系的价值，却少有人关注。基于当前在美留学生市场状况的分析，布鲁金斯学会下属的“都市政策项目”（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与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联合发布了《留美学生的地理分布：来源地和目的地》（The Geography of ForeignStudents in U. S. Higher Educatio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2014）的研究报告，强调留学生可以形成跨国的交流网络，成为美国城市和留学派出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这些留美学生可以带动学校所在城市的教育、培训及其他生活消费；他们还可以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创业力量；未来全球商业、科学和政治领域的领袖也将从他们中诞生。该报告建议，在丰富留学生在美教育和专业发展经历的同时，美国的城市领导人应该充分利用留学生掌握的知识和关系资源推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在提升留学生对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贡献方面，美国城市领导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利用留学生与派出国的联系，促进经济的国际交流。留美学生多来自亚洲、中东、拉美等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留学生可以帮助地方城市的经济走向全球市场。美国高校可以与所在城市有关部门合作，为那些希望在美国开拓市场的外国公司开发相关课程（留学生可成为这些课程的参与者）；高校还可以与当地雇主合作，为留学生提供学生实习或博士后研究机会。

第二，为留美学生在美国工作提供便利。美国的城市领导应为本地雇主普及关于录用留学生的相关签证政策；城市领导者也可向联邦政府提出改革移民政策提案，以便为雇主录用留美学生提供签证便利。

除了留学生资源对于本国的经济价值，美国智库还关注了本国高等教育“软实力”对于他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辐射和影响，将这样的影响力扩张作为国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莫迪政府上台后，加强与印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就体现了这一战略思维。

过去十多年里，印度青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远远超过本国教育制度的承担能力。直到2008年，该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达13％；QS世界大学排行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前200位中，均没有印度高校的一席之地。知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管理学院虽然是卓越的教学中心，但它们的科研产出却不高，也不是综合性大学。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短板”包括：政府的教育财政紧缺；教师的收入水平没有竞争力，难以招聘到优秀师资；缺乏独立学术研究的文化，影响到大学课程和教学水平的提升；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缺乏灵活性和创造力。例如，虽然印度政府允许外国大学在本土开办分校，但严苛的制度和官僚体制的繁文缛节严重阻碍了这类合作项目的深入开展，至今印度没有一所跨境分校取得独立的办学资格。

2014年9月，印度和美国两国政府在首脑峰会后，提出“我们携手共进”的口号，致力于加强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等教育是未来十年两国合作的领域之一。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USAID）扮演了美国“利益输送组织”的角色，它积极协助印度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包括为建立新的印度理工学院分校提供分析、诊断和组织发展方面的咨询服务；为印度培训100多名教师培训师（teacher educators）。从2012年开始，两国就开展了能源、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合作。美国政府还为美国学生更好了解印度和在印度发展的机会提供条件；“美印高等教育对话”项目推动了两国学生的流动和学者交流。

尽管如此，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对未来美印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景不无担忧：如何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条件下，两国高等教育合作依然能可持续发展；印度高校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长期聘用优秀的外国教师；印度高校是否能承认本国学生在美方合作院校取得的学分；印度教育部门是否能认可外国在印度开设的跨境分校提供的四年制本科学历。面对这类问题，只有印度高等教育的治理架构做出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与印度的合作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启示

中、美高等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高等教育的政策目标重点各有不同。但对布鲁金斯学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简要回顾中，可以发现两国政策的一些交集议题，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反思如何把现有的政策设计和贯彻得更好，而有些政策议题需要我们尽早谋划。

　　（一）加强消费者导向的高等教育信息透明制度

我国已颁布一系列关于高校信息公开的法规条例，主要为完善院校治理结构、确保教育工作更加透明之举，以问责为主要导向。未来应开发和收集更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体现教育实际产出的指标和数据。这些指标应该基于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校友、雇主、投资者等）对高等教育信息的真实需求而设计；数据收集需要动员、整合更大范围的社会力量（如第三方调查机构、基础教育、雇主等），以丰富数据的来源和类型；政府部门还需持续改进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用更加直观、可互动、易获得的方式，及时推广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充分体现高等教育数据的公共服务功能。

　　（二）以质量保障深化高等教育公平政策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群体特征、教育质量标准和成才路径在不断分化。如何帮助那些学术能力欠缺或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大学生取得学业成功，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教育公平政策的深层要求。这首先需要加强大学教育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学生质量监测，以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进步情况；还需要在大学与中学的衔接、大学课程设计、学生学业干预、课外实践、实习机会、就业服务等多个环节，向社会和学术不利的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倾斜；同时需要建立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更加灵活的转学机制，为实现从“入学机会”公平转向教育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政策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三）以国际化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效益最大化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高等教育研究报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勾勒了一幅严峻的国际化图景：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也明显表现出质量保障、学术文化、教师待遇、治理结构等一系列制度性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继续推进其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范围的扩张战略，不断累积自身的国际人才竞争优势。由此反思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需要检讨两个重要的政策议题：①如何打造我国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国际性流动人才（特别是快速壮大的来华留学生群体）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网络，为我们国家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②如何实现教育要素（包括人员、资金、知识、制度）的国际流动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造和质量提升的实质性触动，防止这种流动在整个高等教育体制中的“装饰性”存在，甚至放任国内大学演变成纯粹的外国教育机构的利益攫取地。

　　作者简介：侯定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6期第5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