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山东省莱西市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1985年毕业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9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2008年11月任山东大学校长。
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执委、中国分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建校近110年的山东大学，因2000年的合校一举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高校，虽然秉承孔孟遗风踏实为学，一系列创新举措依然扑面而来。学习法学出身的徐显明，和他执掌的这所大学一样，既坚持传统又锐意革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徐显明不断提到大学要有思想，要能引领社会。任山东大学校长一年多来，他已经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意识分析基础上，为山东大学制定了“学术振兴行动计划”。
致力兴办受人尊重的大学
《科学时报》：您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7年，使该校成果累累，任职山东大学校长，您的治校理念有什么不同，如何使山东大学的特色得以彰显？
徐显明：治校理念因校而异，中国政法大学是以法科为主的特色性大学，本身就非常具有特色，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特色做强，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做世界级的法科强校。但山东大学的特点是综合性，谈大学的特色，就不像特色性大学那样一看便知，它需要凝练和总结。
山东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校风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特色。但这种特色还要表现在它的学科、制度和文化上。任山东大学校长以来，我也一直在思索如何使山东大学的学术得到振兴、使我们的学科特色得以彰显。
山东大学创建于1901年，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100多年来，历经山东大学堂、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以及由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为新山东大学等几个历史发展时期。目前，山东大学的目标是努力建设具有德性、思想性、创新性、特色性和“山大特色、中国一流、世界水平”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要迈向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在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前，我们首先要办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
《科学时报》：一所“受人尊重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徐显明：我对“受人尊重的大学”定义为“四性”，也就是德性、思想性、创新性、特色性。
第一是德性。德性是大学承担的社会使命，就是大学的责任感，也包括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责任感。
山东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110年前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中写到：“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非为诸生谋生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所以为天下培养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是山东大学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在感我们心中已存在了100多年。
第二是思想性。大学是产生学问和思想的地方，没有思想就没有高度，没有高度就不能引领社会，不能引领社会就很可能被世俗化，甚至成为社会的负担。
第三是大学的创新性。创新远不只是科技创新，而是一个思想体系。每个领域都有创新，但大学的创新是最综合的。
既能创新知识，又能创新方法、思想、文化，只有大学可以办得到。但在所有创新中有两点是始终伴随的，一是思维的创新，一是制度的创新。
第四是特色性，就是不可替代性。如果一所大学是可有可无的，它肯定不受人尊重。
这四性同时具备，才能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其中，我们把德性放在第一位。山东大学要办成一所最有德性的大学，我们处在齐鲁之地，最有这样的传统优势。
“创新+守成”方能显示大学真正实力
《科学时报》：作为有近110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山东大学如何看待自己优秀独特的传统？
徐显明：山东大学是中国最古老的、有代表性的几所大学之一。她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她的办学章程不断被后来的大学所模仿和照搬，山大实际上成为上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样板。
山大历史上有许多优良传统，比如臧克家在数学考零分的情况下被录取，这种能够发现人才的机制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应该保留下来。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各有一次辉煌，都集中了中国最好的大师级人物，这促使我们反思现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不是也要瞄准这样的目标。
凡是形成传统的我们都要弘扬。评价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时，人们往往只注重这个大学的创新能力，可对于一所古老的大学来说，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就是守成的能力，“创新+守成”才能真正显示大学的实力。我们今天有义务挖掘我们的传统，把我们优秀的独特的传统弘扬光大。中国有一些大学之所以不断被社会所诟病，其很重要的原因不在于其不具备创新能力，而在于其失掉了守成的能力。
《科学时报》：“学术振兴行动计划”可谓是山东大学立足守成、努力创新的重要举措，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徐显明：山东大学实施“学术振兴行动计划”，大致目标是要形成“追求真理、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校园文化氛围，这是我们的软环境。确立以学术为主导的办学理念，这是我们的价值取向。
目前大学在科研上有三大变化：第一，对科研的评价由过去的以量为主转向以质为主；第二，科学研究正从以前的单兵作战转为集团作战，所以“大师+团队”是当今世界最好的科研模式；第三，学术研究从以学者的个人兴趣为主转向服从国家需要。
“学术振兴行动计划”要求，理工科教师要在影响因子3.0以上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影响因子来判断学术水准。人文社会科学教师要将产生思想、产生传世之作作为自己的追求。
我们要求教师申报国家课题，直接把自己的科研融入国家需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批高质量的原创性科研成果，打造世界知名的学术品牌，包括通过国际会议、论坛，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适合学术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基本满足学术空间需要，使主要学术指标翻番，其他可排序的科研要素指标均有大幅度的前移。
SCI论文的数量，实质上就是大学里的GDP，尽管它在衡量大学水平上还有不科学的地方，但目前还没有其他指标能够取代它。山东大学在该榜上的排名一直处于国内前十位。
按照美国SEI的排序，山大在世界上的排名是401位，我希望通过“学术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争取至建校120周年时，能进入世界前300位，至建校150周年时，能进入世界百强之一，在中国，她则应始终处于一流的前列。
学科建设是“龙头”
《科学时报》：今年是山东大学三校合并10周年，合校之初所设定目标的完成情况怎样？
徐显明：合校当初的要求是“1+1+1>3”，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在实现融合的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主要指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发展。在合校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合校之后的成功经验，还要寻找合校之后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哪些学科发展了，哪些学科停滞了，哪些学科出现了反复，我们目前还在系统总结十年走过的道路。
《科学时报》：学科建设在大学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徐显明：学科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而形成知识的过程中，对同类知识进行的系统化集合。它是学术的土壤、创新的源泉和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科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主体要素，就是从事学科建设的师资队伍；第二个要素是客体要素，一定要有原创性、创新型的科研成果；第三个要素是主体和客体结合过程中教育的要素，也就是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三者结合才有学科建设。
田长霖是华人在美国最优秀的教育家、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他在任加州大学校长期间有一个思想是：任何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知名大学，不可能在所有学科上都有所发展，而必须集中力量先在某学科上有突破。当这个学科取得突破的时候，其他学科也会跟上来；而要把这个学科建好，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形成互助关系。反过来说，其他学科来配合这个学科。从他的思想里，我们感觉到一些学科建设的规律。
所有的世界知名大学都以学科为代表。说到数学，我们会想到剑桥的三一学院；说到物理，一定会想到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说到公共卫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哈佛；说到法学，我们一定会想到耶鲁。一流大学并不是所有学科都处在一流，只要有一个或几个代表性学科是一流的，她就一定受人尊重。
《科学时报》：这是否意味着，学科建设只能扶强而不能扶弱？
徐显明：学科建设一定是扶强不扶弱的，在这方面不会搞平均主义，不会进行公平选择，一定是根据效率来选择。学科一定是扶植和培育出来的，培育强势学科，把它做强，特别是把它做成世界第一的时候，这个学校的特色就形成了。
山东大学的学科门类相对比较齐全，但强势、优势学科尚不突出，可谓有高原，少高峰。我们现在要建世界知名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科齐头并进，而只能在资源匮乏的基础上选择二至三个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些学科就是山大特色，就是中国一流，就是要冲击世界水平。
教授就是大学
《科学时报》：西方有一句谚语：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好的大学。而您将其改写成：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这是为什么？
徐显明：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大学校长有他的个性，这个个性对大学的发展会产生作用。但是我更看重教授对大学的作用。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教授都有资格代表大学。
因此，选聘好的教授、留住好的教授和培育优秀师资队伍永远是大学的头号工程，也是校长最重要的任务。
《科学时报》：山东大学在培育教师方面将有哪些举措？
徐显明：“学术振兴行动计划”实施之后，山东大学的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队伍按照“十、百、千”的目标进行建设。“十”是指战略科学家式的人物，“百”是指每个学科中的领军人物，“千”是指具有较大学术潜力的学科带头人。
山东大学吸引人才，在地理上没有优势，在环境上没有优势，所以在人才引进上我们一定要有超常规的措施。如果能够引进一个团队，我们不惜花更大的代价。
我们要建立终身教授制度。终身教授的意义就在于他是全校的样板。我们要给有学术追求的人以最大的尊重，要给终身教授配助手，要提升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
此外，实行学术休假制，使我们的老师不至于过于疲惫。还有“养士计划”，让有创造灵感的老师在“寂寞”和“自由”中进行无忧无虑地探索。教师每三年或五年可以有半年时间进行休假，这半年他可以完成自己的课题，可以去外校讲学，也可以到国外交流，物质待遇不降低。要通过这些方式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学者队伍，使其成为我们学术的主体支撑。
我们还要制订针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关怀计划，山大未来的希望在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人身上。
当然，学校还要构筑“荣誉体系”，使教师永远处在最受尊重的地位上。
中国大学文化仍需重塑
《科学时报》：当前，“钱学森之问”成为中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高校难以培养出让社会满意的创新型人才，您认为症结何在？
徐显明：不光有“钱学森之问”，中国近代100年有四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梁启超提出来的，这个难题叫做人治和法治的难题，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之后遇到的第一次疑问。第二个难题叫李约瑟难题，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完《中国科技史》以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1800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科学和技术，1800年之前，中国的科技在世界领先，这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产生，他百思不得其解。第三个难题是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提出来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个“周期律”怎样能跳出，这是个难题。第四个难题就是进入本世纪之后钱老5次提到的“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创新的拔尖人才”。100年间具有普遍意义的这四大难题都与教育有关，而有明确指向的有两个，就是“李约瑟之问”和“钱学森之问”。
回答这个问题，要先从大学文化上谈起。1978年的自然科学大会和同年开始的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科学精神回归到大学，使真理成为大学里的价值。然而，1978年大学的精神就像一颗还没有扎根的树，刚刚落地就受到了政治化、市场化和行政化这三波的冲击，到目前为止中国大学文化还仍然存在一个需要重塑的问题。
其次，师资水平的差别。在中国的大学里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教师的创新能力，决定着他培养的人才的创新能力。这点也恰恰是我们和那些创新能力最强的大学之间的最大差距。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学没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呢，回答这个问题一定会回到教育体制上去。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能够促进人类创新和适合人类创新的大学体制，这个问题是迟早要回答的。
《科学时报》：所以，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必须有创新的文化以及适合创新的教育体制？
徐显明：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首先需要创新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以追求创新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
其次，大学的模式是适合于创新的。这个模式既包括办学模式，也包括人才培养模式。
再次，大学的体制是适合于创新的。应该理直气壮地谈学术自由。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选题是自由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自由的，发表是自由的，讲授和批评是自由的，修改自己的观点是自由的。
最后，特别要提到的是，学生的主体性也一定要恢复。
大学的教育不能当做一个矿物的冶炼过程，而要当做一个生物的生长过程。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大学的一切都变成学生茁壮成长的条件。不以学生为主体的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培养出创新性思维。恢复学生的主体性，才有创新性思维生长的土壤和环境。
以上这些条件都具备，才能培养出创新性人才。目前中国的大学都在探索中。
努力满足教师学生的最大需求
《科学时报》：山东大学目前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哪些探索？
徐显明：山东大学有自己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10年前，我们实行了“四种经历＋三跨越”的人才培养模式。四种经历包括，学生在本校学习是一种经历，到国内十几所和我们水平相当的姊妹学校留学是一种经历，到国外30多所大学留学半年左右是一种经历，回来在社会完成3个月的实践是一种经历。“三跨越”是说校内跨学科，校外跨学校、跨国家。
还有一个人才培养方法是，重在学和思的结合，重在知和行的统一。山东大学任何一门课的讲授，都体现出这两点。任何教授讲任何问题，都会根据自己的了解，告诉学生世界上研究到哪个程度、一共有多少种观点。当然，他最后一定要讲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创见也会说赞同哪一种观点。允许学生选择自己的观点，和老师进行讨论。这是培养方法上的一个创新。
在社会实践方面，学生可以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去年山东大学获得了全国数学建模最高奖，就是我们创新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科学时报》：在您看来，除了人才培养，高校还具有哪些功能？
徐显明：高等教育在90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三大使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其根本使命还是培养人。
今天我们要不要赋予高等教育新的使命？在国际化这个背景之下，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大家发现政府无法处理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企业处理这个冲突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而大学在这方面有先天的优势。我想，进入21世纪以后，如果说要给高等教育增加一个新的使命，那就是要将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只有实现了这个使命，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才会大幅度提高、世界性才能得到认可。
《科学时报》：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您对自身的定位是什么？在您眼中，大学校长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工作”？
徐显明：校长不是管教师的，而是为教师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在目前这个体制之下，我们书记和校长的空间并不多，但是教授的空间是无限的。
校长的任务就是寻找到比自己水平高的教授，让他们每天都能愉快地工作；还有一个任务是为教授和学生创造工作和学习条件，满足他们的最大需求。我认为，教授的最大需求是学术自由，而学生的最大需求是享受最好的教育.
《科学时报》 (2010-4-27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