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雪芹 实习生 李珍张信刚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香港特区政府金紫荆星章、法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发展贵在求真
《科学时报》：学术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一些高校的致命伤。香港的大学、国外大学是否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张信刚：“学术腐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比如一种是为了要争个人的名誉而抄袭、造假。又如一种学术腐败已经不是个人的抄袭行为，而是一个团队的行为，这种现象在韩国出现过几次。
我工作过的地方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非常之少；我在中国内地看到的情况比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更严重一些。我非常不耻于这种行为。对于“真、善、美”这三个字，学术界要做的最基本的就是“真”，发现事情的真相，求得知识。而建立在“假”的基础上，就不能求得真知了。
据我所知，国外大学对类似事情的处理，下狱者有之，立刻解雇者有之。相对说来，内地学校的处理手段往往都比较宽容。我建议，只要不是冤枉人，就要立刻采取果断的措施。任何的处理都有上诉机制，不服可以上诉。学校的处理，不服可以去法院，但是学校不可以自己拖而不决。
《科学时报》：大学学科定位、办出特色本身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应该遵守哪些基本规律？
张信刚：不是每一所学校都有条件办出特色，但是每个学校应该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找出自己的定位。大学的特色也不是说办到全世界都知道就是有特色，但是绝不要甘居中游。
我很幸运地说，我去香港城市大学的时候，我的同事们都愿意动员起来把学校办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办了一个创意媒体学院，也办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这都是别人没有的，这就是有特色了。把大学办出特色的基本规律就是必须有社会上的支持，而且在学校所在的地方毕业生能够发挥他们的影响，让别人认可你。
办学经费
主要应由政府买单
《科学时报》：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捐赠是高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但在中国，这一有效途径却没有发展起来，您认为根源是什么？
张信刚：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发展刚刚30年，富有阶层中再富有的人也没有富过30年以上，跟西方某些国家有几百年的富有阶层不一样，这使得捐赠文化以及社会上有财力捐赠的人的深度、厚度无法与一些国家相比。何况，中国的税法中对慈善捐款的激励还不完善。高等教育想靠社会捐赠来作为可靠收入的一部分，哪怕是5%目前都是不现实。因为捐赠不稳定，可能有一年达到10％，另一年却不足1％，这就让学校很难正常运作。整体来讲，靠捐赠来筹款在中国目前还不现实。
科研经费也是教育资金的一部分，中国的工商企业不但没有捐助大学作科研的历史和传统，而且中国的企业也还没有迈入到作自主性科研的阶段。当一个企业还在模仿，或稍稍改良他们的产品就可求得利润的时候，就不可能额外分一部分钱给大学，因为它的利润还不在于研发。自主研发重要，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产、学、研的结合需要时间。况且，靠现有的工商企业来资助这么多大学作科研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科研能力比较强的大学完全有可能，比如说清华、北大，工商业者可能愿意把钱投给这样的学校。
同时，应该鼓励工商业者资助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工商企业自己办一个研究室作研究很难，将大学完全变成工商业的研究机构也不可能，所以应该鼓励双方的合作。
《科学时报》：您如何看高校通过提高学费来增加办学经费这种行为？在高校经费上，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高校的实际措施应该如何改进？
张信刚：民办大学可以收高昂的学费，但是我坚决反对公立大学把学费提得太高，因为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人权平等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贫困地区的、农村地区的子弟要用同样的方法与人竞争，这使得他们的竞争力本身就弱，假如提高学费，对他们来说就形成了另外一道门槛。所以靠增加学费来增加学校的经费不太实际。近年来主要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这是很好的做法，避免了很多有钱有权有势的人硬把子女塞到学校的弊端，但学费过多会让清贫子弟望而却步。
解决高校办学经费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学能够尽量精简支出，上世纪8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大学也都遇到国办大学经费不足的问题，精简支出后这些大学比以前更有竞争力了，总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教学科研成果产出反而增加。二是提高全国总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现在我国这个比例不到4%，不但比不上发达国家，也比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记得1980年，北大周培源老校长带领学校科学代表团访问麦基尔大学时，就对我说过国家对教育的总支出不够。当然这是30年前的事情，今天跟30年前比起来教育经费总数增加了，但是比重还不大，尽管30多年来从事教育的人在不断地呼吁这件事。
人才培养
要结合国情争取先机
《科学时报》：目前正在准备实施的千人计划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您认为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延揽国内外顶尖科技人才，最后效果会如何？有人表示，大力吸引国外人才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国内本土学者，使得两者能够形成合力，您的看法呢？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
张信刚：内地与香港有两点不同，一是香港以英语为主，所有华裔的和非华裔的，说汉语的和不说汉语的都能交流，这就少了很多限制；二是香港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平均比内地要好很多，所以内地延聘人才比起香港来要难。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会促使相当一部分海外留学生回国，推动他们在国内就业、创业。另外由于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美国等国家经济上失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等国会减少很多聘用人员。基于这种认识，作为外国出身的或者拿外国护照的人被优先聘请的可能性就又减低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去找人，否则就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用个俏皮话说——“不要浪费了这次危机”。
内地培养的人才照样是人才，人才绝不只是说海外回来的才叫人才。我们只是希望从数量上增加海外回来的人的阵容，从质量上，这些人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做学问的方法，新的科研的视角，这就是贡献。
为什么海外回来的人在待遇上要比内地的学者高很多？为什么同工不同酬？这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中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是从海归派开始的，许多地方都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韩国和中国台湾也遭遇过类似问题，他们的做法值得参考。韩国有很多韩侨在美国，最近20年来，韩国为了推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创办了一些新的大学，同时另外创立了一套制度。在美国这个问题的处理很简单，因为在美国每个人能力不一样，给学校带来的影响不一样，工资也就不一样；大学教授都叫教授，级别是一样的，但是工资不一样。中国还在过渡时期，要接受这样的观念尚需时日。
《科学时报》：目前，很多高校都针对创新人才培养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在您看来，成效如何？还有哪些不足？您觉得在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张信刚：中国的发展前途说重一点，就是社会上能不能重视创新，能不能造出一个社会环境、教育环境，让创新人才有机会涌现出来。
社会上很多人有创新精神，创新的人必然对人们现有的思维习惯、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有所冲击，这需要社会整体能够容忍不同想法的人，能够容忍不同于大众的表现。当然创新不等于是标新立异。
另外社会上强调要同一性，是东亚文化中间的一个特色。中、日、韩乃至新加坡，都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层面，东亚国家一般主张孩子听话，从小就训练要跟大家一样，长大之后要创新就很难，所以创新人才的培养是要社会慢慢造成一个环境。在教育的过程中间鼓励学生有不同的意见，鼓励学生提问，允许学生犯错，不要说因为他犯错就说他是坏学生。
还有一点在经济层面上，像诗词歌赋美术的创新还是带有一个功利主义的概念，有一个经济基础在里面，吃都吃不饱作诗也会作不好。从社会习俗上，要容许人失败，去创业就意味着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要给失败的人一个机会。第一次创业失败就被人看不起，假如是这样的话，还有谁愿意承担创新付出的巨大成本？所以一定要了解他为什么失败，是经营不好没有找到适当的财政管理者，还是自己的机遇不好碰到经济下滑？仔细研究一下说不定能找出原因。我了解到，北美洲对失败者比较宽容，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从法律规定和融资活动中，愿意给他再起的机会。
大学生就业难是暂时的
《科学时报》：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您如何看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张信刚：人才供应偶尔出现供大于求，在知识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有13亿人口，必然有的人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从而导致就业困难，这是必然有的现象。
每年毕业六百多万大学生——从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看，大学毕业生数目总体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一点我与内地很多同事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是从当前就业的观点来看，我是从人才储备的方面来看，我觉得人才培养、储备是百年大计，金融危机的冲击是短期的。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10年，形成的人才断层的影响至今也未能完全克服。
至于金融海啸以及各种各样情况所引起的经济放缓，使就业受影响的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处理。一是政府要设法创造更多的机会，政府可以想办法在4万亿投资项目里面聘用一部分应届的或者是近几届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可以有计划地推动大学生志愿工作者到山区、农村、西部边远地区去工作。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任时，就曾经向国外派过好几万的美国年轻人担任和平工作者志愿团，此外还有志愿者到美国的农村、偏远地区、城市的贫民区，不只是教书，还能派做家庭服务、科技推广、卫生辅导等等多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鼓励雇主们尽量用大学生，雇主们应该多制造一些就业机会。不要让大学毕业生回家去当“啃老族”，这对大学生心理是一个打击。
大学毕业生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愿意接受逆境，接受暂时的不便。在世事瞬息万变的时代，事情总会有转机的，大学生必须要能顺应变化。以良好的心态去接受暂时的困难，反而会使自己从困难的环境中走出来。
《科学时报》：目前，国家日益重视高职教育的发展，您觉得要发展高职教育，首先应该克服什么困难？
张信刚：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解自己的个性能力及家庭经济情况，自己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不要每个人都心比天高。当然自强不息是一件好事，但是毕竟古往今来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没有过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成就。
职业教育在发达国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全美国人都受奥巴马那样的教育，那美国有可能负担得起吗？在波音等大公司里实际很多是从职业学校毕业的技术工人。德国的职业教育是最发达的，这个国家里称得上是工程师的人很少，但是技工很多，但德国整个社会的文化能力、经济能力、社会的和谐程度、人们的满足感，绝不比其他国家低。中国因为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每个父母都希望子女上“985”、“211”大学，都想念完之后考研，考研之后能够出国留学，回来到一个好的单位工作，但是这些地方总共容纳多少人？
所以从社会角度看，必须要多元化，每个人应该有多元的成就感和多元的自我满足感，任何社会都有分工，人和人之间有工作岗位的不同，但没有尊卑区别。如果说一个人尽了所能，受到周边的人的尊重、关怀，心里很快乐，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
《科学时报》 (2009-4-2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