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杜克大学位于北卡罗莱纳州杜兰市,著名的“北卡三角高科技研究区”就设在这里,杜克大学作为研究区的智囊和主要学术支持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杜克大学在学术研究、教学与国际学术交流等各方面显露锋芒,在2004年度美国大学排行中名列第五，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齐名。杜克大学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我国一些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日前，清华大学接待了来访的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教授一行，并授予布劳德海德教授名誉博士学位。布劳德海德教授应邀发表演讲，他认为一个新的教育变革将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大学的教育者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通用型人才和推动思想创新。布劳德海德教授给出了未来“新型大学”的构想，还就大学之间的竞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期高教发展信息特转载布劳德海德教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全文，供大家参考。
大学革新：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和教育
理查德•布劳德海德
今天，我非常荣幸在清华大学接受贵校授予我的荣誉学位。清华大学是中国的著名学府，她也正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我由衷地感叹清华大学在过去近百年中取得的骄人成绩。就我所知，清华大学最初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每年从这里派遣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继续深造。在经历了一系列历史变革以后，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学科齐全、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在这里学习和研究。清华大学能在不到一百年的短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深表由衷的敬意并祝愿清华大学的未来更加美好！
我对清华大学的校史很感兴趣，因为清华的发展史和杜克发展史有一些相似之处。杜克大学于1924年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比清华大学开始本科四年制教育仅仅早了一年。同时，杜克一开始是一所很小的研究机构，研究范围非常有限。追溯到1839年，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成立了一所学校，当时这里只有一间校舍，这就是杜克大学的雏形。后来，这所学校以杜克命名，并成立了美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师范学院。不久以后，文学院成立，但规模不是很大。在美国新思潮到来之前，先后成立了研究生院、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神学院、工学院、护理学院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本科生部。纵观清华和杜克的发展，这两所学府都顺应了时代变化的潮流，抓住机遇，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如果我们仔细注意两所大学的发展史，你会发现两所大学的领导都是在关键时期展示了杰出的运筹帷幄能力：勇于探索、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在经历了转变期以后，今天清华和杜克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当然，随着时代的推进，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潜力，进一步转变思想，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演讲的题目是：“大学革新：全球化的研究和教育”，这个题目像是一句宣言，但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不是唯一的。特别是在信息非常发达的今天，一旦新的观点出现，它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共享，这种共享关系超越了研究机构的辖区，也超越了研究人员出生地的范围，所以，一个学校不可能在高等教育上采取了独一无二的方式。因此，今天我想就变革时期的清华和杜克如何发展科研和教育功能与在座的同仁交流一下我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新型大学正在出现，他们在已有的大学基础上推陈出新。伴随这个变化，一个新的教育变革将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包括：社会对大学的评价；大学需要应对的措施；以及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请允许我解释一下。
每当我思考如今大学的价值时，我很惊讶于大学能够对众多复杂问题进行不断地疑问，而这些问题关系到亿万人的生活。因为大学能够吸引众多优秀的人才，大学的平台能够让他们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才智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是科学研究的天然中心，她们不仅仅需要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而且担负起向世界知识宝库进军的重任。当然，大学不能垄断知识的创新。当一家公司支持科学研究的时候，这种研究通常是围绕一个特定的目的进行下去，研究成果通常属于私有知识产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归资助该项研究的公司所有。从最高形式上说，大学研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受好奇心法则驱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共同的利益，推动科学发展本身，而不是为了满足特定团体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这种广泛的自由度能够让各个大学发挥自身的特长，研究和分析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如果这种自由创新成果超越了校园学术研究的范围，它们将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中。
有时，大学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有些大学支持研究的目的可能只是希望能够取得直接的回报，对于这些研究机构的初衷，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如果大学不能支持研究者的好奇心的话，将有很多问题都将无人问津。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给社会带来特别明显的效益。除了能够满足直接有用性需要，大学环境有可能开启世界的奥秘，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对这一领域的发现，一开始可能是抽象的理论探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五十年前，当科学家们研究基因组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那些能够传输信息的细胞结构，探索这个令人费解的科学之谜。当第一批科学家发现了DNA的结构时，他们肯定想不到他们的研究结果已经成为未来研究者从事基因研究的基础。
我的同事，也是胸部癌症基因体研究中心教授、杜克应用基因科学技术中心主任约瑟夫•莱温斯，正在研究DNA的细微变异，这些变异是疾病发展的标志物，通过研究这些变异可以更加精确地治疗癌症。以前，医生通常通过简单的医理总结来猜测哪五十种治疗方法能够影响癌症的治疗，而现在，他们可以通过将改变基因表达的肿瘤归类，这样对症下药，努力找到治疗单个肿瘤的最佳方案。像基因组这样的科学突破有助于我们认识基因体研究的成果不属于第一个推动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从更广泛意义上说，这项研究能够促进人类彻底消灭这项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但是，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找到战胜癌症的新方法。专治药物的发明能够匹配这些生物体基因个体病变的治疗方案。
研究型大学的其他发现会影响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这里请允许我举另一个杜克同事的例子，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杰克逊，杜克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系教授。通过观察世界各地55个不同地方的土壤，杰克逊教授发现在一个地方种植树木，这个地方土壤的盐分会增加，同时，这些新植的树木会大大减少地下水的流量。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会大大改变当地环境的平衡。通常，我们对付温室气体的有效手段是植树造林，杰克逊教授的研究结果启示我们：环境的改变能够产生多种影响。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每一个潜在的影响，以免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带来一些新问题。为了精确测量新植树木如何影响水流，这项研究建立了精确的指标，确定这项改善环境的措施究竟是否是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一开始，受好奇心驱使，杰克逊教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土壤特点进行研究，现在，这项研究结果对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政策起到深远影响。
影响往往具有全局意义，一些科学发现能够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近来在电子通信技术方面的进步能够改变人们的谈话方式，并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思考方式。E-mail能够快速持续地通信，这项通讯方式不会受到空间的限制。不管在哪个校园，很多学生对使用即时讯息进行网上聊天并不陌生。就我所了解到杜克大学的学生情况，在美国校园有一种很普遍的通讯方式，就是在facebook.com上建立自己的个人网页，这个网站能够提供丰富的图片支持。我得知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有类似的网站，听说是清华研究生开发的BBS系统。这些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将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并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我们无法判断这种新技术的早期应用会最终带来多大的结果。另外，这些新技术的出现诞生了网络新经济，在这种新经济势头驱动下，工作机会出现，跨洲交流次数增加，这将有助于推动创新和发明。
有时候，大学的科学发现推动了新公司的成立，就像围绕某个目标的科学研究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杜克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系教授大卫•布兰德发现了非侵袭激光新的应用方法，利用这种激光，能够观察到人类皮下重要分子的数量和位置。我的这位同事还在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围绕这项研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为了开发这项发现的商业潜力。众所周知，知识和生产力相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商机。我得知在清华大学，学生们开发了一种有助于改善电路运行的软件，这种软件他们叫做飞火电子系统设计平台，而这项发明很快被一家公司买断用来制造一些电子元件的零件。这项发明再次提醒我们，智力开发产生的相关产品能够带来拓宽科技应用新途径，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的确，大学是解决问题的场所。很多科学研究都是集中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研究项目的应用性可能不是那么强，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重要。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将来的某一天对这些观点和物质进行完全了解，所以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心对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当我面对那些有用性无法立刻预知的研究项目时，我肯定会通过研究文献、历史和文学，去不断深入了解这个研究项目。一位当代美国作家曾经说过：文学是记录人类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去学习过去的经验，而是要去感知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人们的希望和忧虑所在。
当今世界，流式视频和可下载音乐非常流行，曾经被称为“娱乐”的电影和音乐悄悄地走进我们的世界，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我们审视当代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理解主观性的形成，它和技术媒介文化相融合，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杜克大学亚非语言文学系刘康教授曾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研究，今天有幸请到刘教授一起出席这个报告会。刘教授指导学生分析手机短信、卡拉OK和英特网等媒介，从而去了解当代中国媒体的特点。不仅如此，刘教授还研究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我得知刘康教授用他在媒体上的专业知识，帮助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专门训练通讯人员——他的研究给广大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专家带来启示：人文研究者的技能将来也能在市场中找到他们的空间！）今年秋天，我将有幸在杜克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言，我将阐述视觉文化是如何推动不同国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这是这个国际会议系列最近的一次，我第一次在清华参加这个两校联合举行的会议还要追溯到2001年，那次会议历时三天，两校就一些科研项目和热点话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我还没有提到大学所带来的可能是最明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成果”：这里我是指大学对人们的教育。我们提到知识创新本身，但是，如果没有充满好奇心的思想，知识创造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如果没有懂得技术运用的人，技术发明将毫无用处。当我们满怀自豪的看着我们培养的毕业生时，我们发现这是我们大学带给社会最主要的东西。大学能够向社会不断输送一批又一批知识丰富、训练有素的人才，将他们学到的知识和文化应用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去：商业、教育、政府、医疗等等。
但是，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并不是教给学生固定的一些知识，因为在学生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不可能照搬照抄从书本学过的固有知识体系。当代大学鼓励个体参与社会，并随着世界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这些措施我们可能无法预见；应对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我们还是未知的世界。因为缺少对将来未知世界的了解，也无法知道哪类技能我们的学生需要重点培养，我们应该强化学生的智力训练和内在智力的动力，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即使学生完成正规教育，他们仍然会不断学习如何理解并应对世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更加特别的是，在将来，受过教育的人会发挥集团优势，分散的知识结构会集中在一起，这种一体化发展模式并不是通过校园阶段正规教育一刀切的方式实现的，而是根据不同的事实和资源的变化模式临时组合、随机出现的。
对于大学的教育者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通用型人才和推动思想创新，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在应对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以后出现的问题时仍然能游刃有余。
这让我想起我对新出现的“新型大学”的构想。二十世纪被认为是完美的大学模式很大程度依赖专业化的思想，在这种大学体系背景下，涵盖了分工细化的系、学科和专业学位等等。这种专业细化的逻辑思想使人类在上个世纪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发现，我一点也不怀疑这种教育模式在推动将来知识进步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不再局限于几个学科之内，如果我们还是仅仅关注某一个方面，我们将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那些多方位的问题。
我们已经认识到每个外交问题都会涉及到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甚至是军事）等多个层面。因此，对那些能够对国际争端运筹帷幄的外交官来说，他们不仅需要一方面的技能，而且需要多学科综合知识，能够将各门学科知识有效地联系起来，发挥一体化优势。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健康问题的全球化背景，新的健康问题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出现。我们现在十分关注一些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在高速发展社会中饮食变化会导致传染病的流行，而且新能源的使用也能对环境健康带来新的威胁。这里我只举这两个例子——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是医学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不仅需要生理学、药理学和遗传学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地球科学、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知识。解决健康问题毫无疑问需要科学知识，但是也需要广泛了解文化的特殊性、健康管理经济、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
作为教师，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应该沿着学科专业化的方向培养学生，同时，我们应该通过学科交叉向学生传授用其它专业的知识和分析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在美国教育界，杜克大学是推行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的模范。所以，交叉培养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为了培养基因科学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我们将高端的科技和社会政策、法律和伦理研究结合起来。在我们即将实施的学校战略规划中，我们将会把主要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学科综合上来，将原先分散的领域和院系联系起来，发挥学科交叉优势。这也是杜克大学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
但是，在这种新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如果期望每个在校生能够掌握和学科相关的一切知识，这有点不符实际。因此，除了传授那些学科专业知识以外，我们应该鼓励知识共享，建立知识库体系；应该教会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知识和他人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如今，在一些学科中——特别是理工科学科——研究者习惯于团队工作。在将来，我认为这种团队合作会在整个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团队的覆盖面应该更大更广，让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们参与到科学研究上来。今天，清华大学和杜克大学的跨校合作也是这种合作理念迈出的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这种校际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有待于两校的同仁去探索。
大学还以思想争鸣而著称，每个大学都宣传自己的特别优势，并希望借此将竞争对手远远地甩到身后。造成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很多原因——为了研究资金，为了最优秀的师资和生源——这种竞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但是，为了应对未来几十年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对于高等教育机构来说，相互之间的竞争应该少一点，合作和协作应该多一点。像我们两个大学一样，大学应该是集思广益的场所，在这里不同领域的专家应该相互交流和联系，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创新。将来我们应该高举合作大旗，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建立知识联合体，以便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复杂难题。
这个主意让我想起了近来成立的一个科学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将一些科学家集中在一起，共同开发艾滋病疫苗。杜克大学医学教授巴顿•海恩斯负责领导一个名叫CHAVI的风险研究项目，CHAVI是艾滋病疫苗免疫研究中心的缩写，整个研究项目价值3.5亿美元。但是，这个项目并不是杜克一个单位来承担，项目的合作关系也不同于基于老式或者类似模式的传统合作关系。艾滋病是一种全球性的、对人类健康产生极大危害的传染性疾病，每个星期因艾滋病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就数以万计。为了应对这一全球性重大疾病，以前，各个研究资金筹集单位通常是独立开展工作，但是现在，它们也充分认识到政府机构、私人基金组织以及工业组织开展大规模联合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支持，CHAVI成为了全球研究艾滋病的中心，在这里，来自全球各地的大学和医学中心的研究者集聚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往往这些角度互相补充）去研究战胜艾滋病的方法。通过CHAVI的赞助和支持，一些大的艾滋病研究项目立项并和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去年八月，在德汉姆大学成立的研究项目就是这种合作思想的初步体现，研究人员可是说是一支名副其实的联合国部队——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一起密切合作，为共同的任务而开展研究合作，离开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整个项目就无法进展下去。
从清华大学和杜克大学的合作项目中，我发现了类似的合作关系，虽然这种合作比其艾滋病研究这种庞大的项目来说规模还比较小。二十年前，杜克大学法学院就开始和中国的一些大学开展互相交换学生项目的合作。那个时候，杜克大学接受一小部分中国学生来杜克法学院学习，同时，杜克大学派遣几个本校学生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学习法律。在当时，我们把这种交换学生项目视为学校走向国际化的重大突破。对于参加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项目来说，他们是这个重大突破的亲历人和见证人。现任中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的高西庆先生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于1986年在杜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当高先生参与中国社会保障法起草的时候，杜克大学和在美国学习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他帮助很大，社会保障法的起草为中国新经济市场建立了模型。
这种交换项目的合作是通过派遣学生到另一个文化国度学习，学成以后将所学的知识带回国内，这种合作会让出国的学生受益匪浅。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高，技术网络能够使教育机械之间的交流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和政治的范畴。我们已经认识到将这种学生交换项目向更深更广的方向推进的必要性，在杜克大学和中国的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中，我看到了一种关于跨校合作更加成熟的版本。去年夏天，杜克法学院的教师和校友在清华大学和清华法学院的教师就中国公司管制和投资方面展开探讨。共同的研究兴趣促成了那次会议，同时也加强了清华和杜克之间的联系。两校学者就他们在学术、工业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研讨。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学术和研究的同仁推动交流网络的建立，通过互相激励，使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关注。
这种合作所带来的解决方法是一所大学或者一个国家难以做到的，今后这种合作势在必行，例如，中国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解决手段将不仅仅为中国人民所享有，而且会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美国关于糖尿病的医治方法也不仅仅为美国糖尿病患者减轻痛苦，而且会为全球糖尿病患者带来福音。
但是，这种国际性技术合作关系必须有先决条件，这种增长趋势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这种合作形式的时代性。早在1977年，也是我担任教授整整五年的时候，清华已经开始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从1977年到现在——虽然这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能满足现在的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校际合作。而且即使当时技术条件能够达到，但是当时的政治和外交环境也不会允许这种交流关系的发展。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第一次来华访问的美国学术界同事们。那个时候，我们两国人民彼此还非常陌生，所以这种学术访问对两国科学家来说都充满了新鲜和好奇。两国的文化交往推动了两国合作关系的建立，并一直发展到交往密切的今天。这种信息自由共享、学者自由交流将继续成为双方合作共赢的前提。
各国的大学都必须认识到大学对国家安全的合法要求，因为只有国家长治久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才会有保障，但是，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知识保护主义和闭关主义，那么我们将无法进步。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繁荣都不能将优秀的外国专家拒之门外。如果离开一群优秀的外来科学家——这几年，大部分都是来自亚洲国家——，那么，上世纪的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商业领域也是如此，避免外国人窃取商业机密并不比欢迎国外商人来本国发展高明。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来说，防止别国模仿本国经济模式并不能为本国经济带来更快的发展，相反，应该允许外国人进入本国市场，发挥异域文化的创造性，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从上述这些因素分析，当代大学教育的任务要求推动大学之间人员和思想充分交流。在这种自由争鸣、兼容并包的环境下，生命不只是绚烂多姿。为了应对来自我们共有世界的挑战，知识合作需要跨越国家的界限。如果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寻求突破和进展，我们应当允许和鼓励这种合作的开展。
最后，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今天演讲的开篇。清华和杜克两所大学的交流史也是一部充满活力、不断变革的历史。如果我们向更高的目标继续前进，我们满怀信心、锐意进取，积极迎接未来变革和挑战。每个著名的大学都将在辉煌的过去基础上继往开来、不畏艰险、昂首跃进、迎接挑战。我把我这次访问看作为一次崭新的、超越国界的一次交流，旨在推动知识共享，为大家更好地服务。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我获得了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
